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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善:簽名本和手稿——尚待發掘的寶庫

2018年04月08日10:07 來源:文藝批評 作者:陳子善 點擊:

簽名本的涵意及類型

首先,我對“簽名本”進行界定。顧名思義,簽名本就是由作者(包括譯者和編者)親筆簽名的書。如果那是部翻譯作品,簽名的可以是譯者,如果是部選集,那就可以是編者。總而言之,只要是他們親筆簽名的書便是簽名本。一般來說,簽名本是由作者、譯者或編者在他們自己的著作、翻譯或編集上簽名。然而,這里說的一般,當然會有例外。例如一位作家,他在他朋友的書上簽了名,然后送給另一位朋友。從廣義的角度來說,這也算是簽名本,雖然這不是他自己的著作。另外,就是作者在自己收藏的書上簽名。我們往往有這種習慣,把書買回來后立即在上面簽名,甚至寫下購買日期,例如“某年某月某日購于中大書店”,諸如此類,這也是簽名本的一種。從版本學的角度來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比較注重初版本,尤其講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時候,會更加強調初版本的價值。簽名本有可能是初版本,也可能不是初版本,它或者是第二版、第三版,甚至是更后一些的版次;但只要是簽名本,即使不是初版本,它的價值和意義仍十分重大。

我這里簡要地介紹幾種較為常見的簽名本類型。第一類就是作者在他剛出版的著作上簽名,然后贈送他的親朋好友、師長前輩。這種類型在簽名本里面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們試看一本簽名本——老舍的長篇小說《離婚》。《離婚》是“良友文學叢書”的一種,是個精裝本。這本書的題簽:“語帥,著者敬獻,一九三三,十,二。”真是非常有意思!這本書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的。“語帥”是什么人呢?原來就是林語堂!為什么稱他作“語帥”呢?其實是有原因的。當時林語堂創辦了《論語》雜志,老舍是《論語》的主要撰稿人。林語堂提倡幽默,老舍在林語堂主編的《論語》雜志上寫了不少幽默小品,所以老舍謙虛地說:“你是元帥,我們跟著你提倡幽默文學。”簽名里面有一句“著者敬獻”,對林語堂非常尊重,因為林語堂是老舍的前輩。

第二類較為常見的簽名本,是在作者出版新書時舉行的“簽名售書”儀式里出現的。例如,香港書展每年都會有作家到場簽售,讀者買一本,作者當場簽一本。這是作者和讀者加強溝通的一種方式,也是出版社促銷的一種手段。“簽名售書”的簽名本內容比較簡單,沒有上款,只有作者的簽名和日期。當然,如果讀者當場向作者提出要求,請他在書上題寫上款,很多作者都會欣然寫上一些勉勵和祝賀的話。然而,一般情況下都只是簽名而已。我藏有張愛玲《傳奇》的初版本,正文之前有一幀作者玉照,照片右下角有作者瀟灑的英文簽名Eileen,我懷疑這冊沒有上款的簽名本就是張愛玲為讀者而簽的。昨天我在中大圖書館展覽的簽名本當中,也看到一批“中國當代作家簽名叢書”,上面蓋了印章,還有那本書作者的簽名,都屬于這一類。

第三類是出版社的限量版編號簽名本。當作家出版新著時,小說也好,詩歌也好,有品味的出版社會考慮出版限量版編號簽名本。一般來說,編號從五十號到一百號不等。據我所知,比較早采用這種方法的,是三十年代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趙家璧主編的“良友文學叢書”出版時就采用了這種方法。當時“良友文學叢書”每種印行一百本有編號的作者簽名本,作者在書本扉頁左下角固定的位置簽名,編號則在右上角。魯迅跟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初版一百部也是編號簽名本,每個編號都是魯迅親筆題寫的。“良友文學叢書”出版限定版編號簽名本時,曾經有過一段很感人的故事。那是在丁玲的小說《母親》出版前,趙家璧先已請丁玲在一百張扉頁上簽了名,編號一百本。不料,書還未印出發售,丁玲卻被捕了。她被捕的消息一傳出,趙家璧當機立斷,立即趕印《母親》,并在《申報》、《時事新報》等大報上刊登《母親》問世次日在良友圖書公司門市部出售編號簽名本的廣告,實際上是通過這個行動來表示對丁玲被捕的抗議。那天早上開門前,良友圖書公司的門口已排了一條長隊,讀者紛紛前去搶購。作者被捕,生死未卜,這可能是丁玲最后的簽名本,一下子,一百本簽名本就被搶購一空。我有幸收藏這部珍貴的《母親》簽名本,編號為4。《母親》編號簽名本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結合起來,有一種特殊的意義。今天,這種編號限量簽名本的做法并不多,然而國內已有一些出版社和作家開始這樣做。

第四類簽名本,就是那些書出版后,作者沒有立即簽名送贈親友,而是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后,作者因應讀者或收藏者的請求而補簽的書。三十年代,文學青年溫梓川從南洋到上海求學,之后在上海從事文學活動,后來回到新加坡,出版了《文人的另一面》。這本書對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創作、生活和趣事作了很多生動回憶。八十年代,我跟溫先生通信,向他提到現在就連香港的舊書店也很難找到他那本著作;想不到,溫先生說他手邊還有一本可以送我。于是,這本六十年代出版的書,在一九八六年五月從新加坡寄到上海給我。這是標準的簽名本,有作者的印章、簽名和上款。更有趣的是,這原本是溫先生的藏書,有他的藏書票為證。從這本書的出版,到作者應我這個讀者的要求而簽名送我,中間相隔了差不多二十年。這種讀者請作者補簽的情況,近年來已愈來愈多。

接下來要談的是第五類的簽名本。一本有上款、下款和作者題詞的簽名本,可以說是最完善最齊備的簽名本。也就是說,如果作者在簽名本上題寫一段有關他出版這本書的經過或感受的話,這類簽名本就會顯得更有意思、更有價值了。中國作家馮亦代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書人書事》一書。這本書在八十年代出了一個新版。一九九七年六月,馮先生來到上海,我突然想起我藏有這本書的初版本,于是趕快找出來請馮先生簽名。他一看見就很激動,因為這是他早期的作品,馬上把書翻開,揭到扉頁,在上面寫了一段話:“此書出版于一九四九年秋,國內早已絕版,子善于一九九四年春,在新加坡舊書店中偶得,其緣乎!并囑題數字,故而書此,距出版期已將半個世紀矣,能不慨然。亦代題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于上海小屋招待所。”現在,當我重讀這段話時,我腦海就立刻浮現出馮先生拿著鋼筆在我面前題寫的情景,題辭對我們了解作者題寫時的心態是有幫助的。再舉一個例子。一九五四年,周作人出版了他解放后比較重要的一部著作《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當時周作人在送給章士釗的書上寫下:“行嚴先生惠存。壽”。章士釗字行嚴,周作人原名櫆壽,這個簽名非常有意思。當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的時候,魯迅周作人兄弟與章士釗對立。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初,事過境遷后,周作人與章士釗兩人的地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所以,周作人便把自己剛出版的書,恭敬地請章士釗指正。這再一次說明,簽名本對我們了解文人相交的情況是十分重要的。

簽名本是何時出現的?這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剛才我介紹了幾種不同類型的簽名本,然而大家有沒有想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里,或者我們繼續向上推移,在中國近代文學史里,簽名本究竟在何時出現?明清以后,直至清末,我們很少看到古籍線裝書上有作者的簽名,我不敢說沒有,但我相信數量一定很少。至少那些從事古籍研究的專家,至今還沒有把這個問題特別提出來討論,可能這個問題沒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領域里,簽名本的重要性正逐漸突顯出來。據我所知,早期的簽名本,我不敢說這是最早的,但顯然是較早的一個,是由《天演論》的譯者嚴幾道開始的。《天演論》在中國的近代文學史、思想史和學術史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魯迅的進化論思想就是從《天演論》而來的。《天演論》最早的譯本,我們現在知道的是一八九八年光緒戊戌年的木刻本,是十九世紀末的事。著名新文學藏書家唐弢收藏的《天演論》,是一九零三年也即光緒辛丑年的石印本。我收藏的是一九零一年也即光緒癸卯年的石印本,而且有嚴復的親筆簽名:“舊譯奉彥復老兄大人教弟嚴復”。一九零一年跟一八九八年已經相隔了三個年頭,所以他說是“舊譯”。受書者彥復,即吳彥復,字北山,是當時的名士,其女吳弱男曾嫁給章士釗。嚴復的簽名本是我所見到最早的簽名本。也許有更早的,但我想也不會早過十九世紀末。這可能與西風東漸有關。因為簽名本這種做法應該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我這個判斷可能過于大膽,歡迎提出不同的意見。

手稿的定義和價值

接下來要談的是手稿。我們怎樣理解手稿呢?我以前的理解是,手稿就是作家著作的原稿,包括文稿、詩稿。但現在的理解應該更加寬泛,除了文稿、詩稿外,還包括作家的日記、書信、讀書筆記、寫作素材的記錄等。換言之,作家以傳統書寫方式書寫而成的文字,就是手稿。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把電腦上的寫作,看作是作家的手稿。這個問題可以討論。

手稿的價值,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校勘價值,即根據手稿來校書。手稿是最原始的材料。只要作家還沒有定稿出版,作品就可能隨時發生各種各樣不同的變化;所以我們可以根據手稿來校勘各種不同的版本。當然手稿也是一種文本,而且是特殊的文本。這是從校勘學的角度來看。第二,從文學研究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可以通過手稿來探索作者創作時的心路歷程。同一個作品可能有兩份甚至更多的手稿,作者為什么這樣修改,而不那樣修改?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第三,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可以根據作家的手稿來揣摩他的寫作技巧。作家的修改,哪怕是一個句子、一個用詞、一個標點,都有他自己的考慮。國內有一位研究者叫朱正,他寫了《魯迅手稿管窺》這本書,把魯迅的散文和雜文的排印本跟手稿比較,指出它們的差異,并且通過這些差異來看魯迅是怎樣修改文章的。現在這本書重版了,書名改為《魯迅怎樣修改他的文章》。一個大作家,就算再有天才,他的作品也不是一揮而就,也需要一個推敲的過程。至于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他們當然可以通過作家手稿欣賞作者的書法,尤其是用毛筆書寫的那些手稿。當然,時代不斷變化,大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還用毛筆來寫作的作家已經越來越少了。毛筆書寫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手稿的歷史演變,從無到有,再到今天沒有手稿;從毛筆到鋼筆,到圓珠筆,到鉛筆,這個演變過程,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書寫藝術的變化。從前每個讀書人都會用毛筆,現在毛筆書寫已經是書法家的專利了。

至于收藏家呢?他們認為作家的手稿是文物,是重要的收藏品。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花了八萬元人民幣從日本買了徐志摩《雪花的快樂》兩頁詩稿。徐志摩很早離世,流傳在世的手稿非常少,所以我跟他說:“你花了八萬塊錢買徐志摩的詩稿還是值得的。”如果我們要研究作家手稿,就必須讓這些手稿流傳開去,不流傳是很難研究的。所以,把手稿珍藏在圖書館是一個辦法。八十年代初,我為了要編《郁達夫文集》,去北京圖書館查閱郁達夫《毀家詩紀》手稿。這些手稿能夠保存下來也是個傳奇。“文化大革命”前夕,保存這部手稿的原《大風》雜志主編陸丹林在上海,他一看形勢不對,意識到可能有更大的風暴要來,于是立即把手上的郁達夫詩稿寄到北京圖書館,捐贈給他們保存。假如他當時沒有把《毀家詩紀》手稿寄過去,那可能什么都沒有了!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七十年代末我去拜訪《宇宙風》編輯陶亢德時,談到周作人給他的幾百封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部給他銷毀。他老淚縱橫地對我說:“我實在沒有辦法,當時怕。”周作人一輩子寫了多少封信,現在也沒辦法統計。然而,要研究周作人的思想變化,這些信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他最真實的一面。陸丹林確實很聰明,把郁達夫手稿趕快寄到北京當時北圖。還允許我查閱這部詩稿,當然,要像看古籍善本一樣謹慎。我想現在閱讀這類手稿時的限制可能會更大,所以只要條件許可,我主張把手稿影印出版,這樣才能給社會和研究者使用。

現在已經影印出版的,有《魯迅手稿全集》、茅盾長篇小說《子夜》手稿本等。據我所知,即將出版的還有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本、巴金《寒夜》手稿本等。《子夜》的手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它如何加深我們對《子夜》的理解。在這部手稿里面,有兩份材料十分重要:一是《子夜》的寫作“大綱”;二是《子夜》的內容“提要”都是茅盾自己撰寫的。寫作“大綱”跟內容“提要”有助于我們對《子夜》的理解。這兩份重要的手稿,在鉛印的《子夜》里是沒有的。過去我們一直不知道有這份材料,手稿影印本提供了新的研究史料。此外,巴金《隨想錄》手稿亦已影印出版,這是他晚年最重要、最輝煌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怎樣用顫抖的手,寫下那些難以辨認的字。我們以前說,巴金的《隨想錄》熔鑄了巴金晚年生命的全部力度,把他的反思與心跡表達出來。所謂生命不息,寫作不止。這種精神狀態在巴金的手稿里表現得很充分。更重要的是,手稿本展示了《隨想錄》的原始面貌,最接近于作者的原初思想,像《懷念老舍同志》等手稿與正式發表的定稿的區別,正可證明社會機器是怎樣過濾作者的真實思想的。我們看鉛字印刷品,這個鉛字跟那個鉛字根本沒有什么區別。但一看手稿,感覺就完全不同。只要看過影印的《錢鍾書手稿集》,就會真切的知道錢鍾書學問之大,不能不叫人佩服。錢鍾書是一個大學問家,這種贊譽比較空泛:但讀過他讀書札記手稿的人,都會發覺地字跡密密麻麻,要用放大鏡才可看清楚。通過手稿,我們可以加深對作家的認知。

總之,要全面地研究一位作家的創作過程,手稿的搜集與整理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以往,我們不大注意這點,就算魯迅,也不在乎自己的手稿。許廣平有過回憶,說在弄堂門口賣點心的攤販,用來包油條的竟然是魯迅的手稿!周作人就很有意識地保存自己的手稿,囑編輯用完稿后必須退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影印機。周作人的手稿是用毛筆寫成的,一氣呵成,幾乎沒有修改。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們不大注意作家手稿的保存、整理,更不要說研究了。這種狀況,我認為應該改變。我讀了作家的手稿以后,發現書寫風格很不一樣。以前有句老話:“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作者的性格比較剛烈,字就比較粗獷;作者的性格比較柔和,字就比較優美。作家的手稿,特別是五四那一代,都是美的藝術品。當然,每個時代對手稿都有不一樣的評價和標準,譬如茅盾的字,現在拿來拍賣,價錢很高,我也覺得他的字寫得挺漂亮的,但四十年代,竟然有人寫文章說他寫的字最難看!

重視“手稿學”的研究

如果我們繼續有系統地研究作家的手稿,我們甚至可以嘗試提出“手稿學”這個概念,使手稿研究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譬如說劉半農編的《初期白話詩稿》,無疑是他一個重要的歷史功績。他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前言里說得很有趣:有一次,他聽到女作家陳衡哲說,覺得“五四”時期的事情,好像已經是三代以前的事了,感覺很遙遠似的,我們也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這句話觸動了劉半農,使他覺得要趕快把這些詩稿影印出來,因為萬一自己有什么不測,這些東西也能夠保存下來,不至于失傳。雖然劉半農曾經說過把這些詩稿影印出版是件很有趣、很好玩的事,但這不僅是有趣好玩,而且還有很嚴肅的意義。《初期白話詩稿》編印了劉半農所藏李大釗、周作人、胡適、陳獨秀、魯迅、沈尹默、沈兼士、陳衡哲等人在《新青年》時期寫的新詩手稿。陳衡哲很早留學美國,學了西方人的書寫方式,用鋼筆來寫詩。除了她一人用鋼筆外,其余幾位都是用毛筆寫的。《初期白話詩稿》里收錄了魯迅兩首詩,我仔細一看,發現這不是魯迅的手筆,原來是周作人代抄的,署名卻是唐俟(魯迅的筆名)。如果你沒看過手稿,又怎么會知道?而且從代抄這件小事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兄弟倆關系非常密切。魯迅的文稿,他沒有時間便由周作人代抄。

我由此提出一個嚴肅的課題:作者的手稿應認真研究。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他反對資本主義時代對藝術的大量復制。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復制的年代里,復制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包括我們今天使用的這些影像投射,也是一種復制。本雅明認為,就算是最完美的藝術復制品,也會缺少一種成為藝術品產生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唯有借助于這種獨一無二性才構成了歷史。我套用本雅明這個觀點,其實想說明手稿也有它的獨一無二性,中國現代作家的手稿史構成一部完整的文學史,所以要保持手稿本真和原始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對今天這個電腦時代,是要提出質疑的:現代化帶來的巨大進步,是否必須要犧牲掉文明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手稿階段、手稿時代作為代價呢?這真是太可怕了!當然,從很多歷史學家更寬廣的歷史觀念來說,這是杞人憂天的想法,時間還在繼續前進,并不因為你對手稿消失的感嘆,就停止腳步。但我還是覺得,我們研究者應該抱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對手稿要有深入的認識,嘗試通過手稿闡釋作品新的蘊含、作家心靈的微妙變化。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以往可以通過對手稿進行研究和推敲來尋找,但以后沒有手稿,研究這些問題的途徑在哪里?可能性在哪里?暫時還沒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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