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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民:書里書外的子善老師

2019年04月02日14:01 來源: 文藝批評 關聯作家:陳子善 點擊:


    前兩年在深圳參加一個活動,與陳子善老師住在同一家賓館里。晚上回房間時,迎面碰到子善老師。賓館的走廊很安靜,燈光清幽,他的身影愈發清秀,然而,嗓音卻更加宏亮。他說“老周”——這是他對我的通行稱呼,起初我總是誠恐誠惶,應也不是、不應也不是,后來熟了,覺得這位長輩沒有架子,童心十足,也就坦然受之,而且嘻嘻哈哈,不時與他開個玩笑什么的。那天他高呼“老周”是問我:“你有沒有董橋的簽名本?”我搖頭說沒有,不等我說什么,子善老師說:“好,我明天到香港,見了董橋給你討一本。”這真是當夜好夢,道了晚安各回房間。第二天晚上,董橋先生題著“立民先生如意”的《今朝風日好》就到了我手上。

  

    這是我與子善老師交往的一個小鏡頭。這些年,我們碰面先是“有什么新聞”,或是我跟他請教書里書外的事情,再就是像地下黨接頭一樣交換“情報”。人多的時候,子善老師會輕聲問:“帶包了嗎?”我點點頭,于是便心領神會地互換一個信封。當場也不打開,但是,滿心歡喜,知道今天回家又有的看了。這“情報”是書,他的新書,或者覺得對我有用的書。我也知道他對書向來貪得無厭,有他喜歡的書總特意給他留著。不僅如此,還要留下不同的特殊的版本,他對書一往情深,這還不算,還要“一塵不染”。記得有一次,大約是送他一本《再思錄》,腰封撕破了一點,下次見面時,他鄭重地提出:“能不能換一本?”如此癡心,讓花容失色也讓我自愧不如。

所以,提起子善老師,我想到的不是什么教授、博導、名學者、網上大V,還有大家戲稱的“張愛玲的未亡人”,等等,而是愛書人陳子善、書癡陳子善、書里書外的陳子善。這一方面是多年來我拜讀他的大著得來的印象,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與他實際交往中走不出的主題。



    多年前,那時我還不認識子善老師,卻處處與“陳子善”碰面兒。作為一個現代文學的學習者,我感到有一個陳子善的存在,簡直是莫大的幸福。你想看什么,自己又看不到的東西,陳子善都能找到,都能給你編出書來,讓你大快朵頤。最早是郁達夫的多卷本文集,接下來是周作人的集外文,梁實秋、臺靜農、葉公超、黎烈文、張愛玲、周越然、邵洵美、林以亮、桑簡流、董橋、陳之藩……我無法統計這個名單有多長,反正,做學生時的印象,剛剛知道某個名字,想看某一本書,陳子善已經編好了。那些只聞其名不見其書的人,或者連名兒也不曾聽過,但是看了書便忘不了這個人的,陳子善都給你準備好了。“陳子善”,人如其名,就是現代文學界的大善人啊,嘩啦啦,把那么多財寶挖掘出來,大手一揮,就送到我們的面前了。


    這位大善人也一定遭到不少人的羨慕嫉妒恨,怎么有那么多作家和作品,經他一“發掘”就引人注目了呢?怎么我們也天天泡圖書館,卻泡不來那么多作家佚文呢?莫非,真有神助?神助,我沒有看到,子善老師發掘資料的神功,我卻見識過。某一年,我們一起去長沙的一位朋友家里聊天、看書。這種事情常有,不過,我最多就是開開眼,長長見識,還有朋友們聊天的興奮而已,想不到,這樣的輕松、愉快的場合,子善老師照樣能夠進行他的“學術活動”。在朋友的書房里,隨便翻翻書,他就翻出了一條“資料”,大約是他欲尋而不得的(他不得的,我們就更是不知道了),立即歡喜滿臉,要來紙筆,抄錄出來。一點也不夸張,那就是在大家喝茶聊天、分分秒秒間的事情,傳說中搞史料的什么十年板凳冷之類的,我都沒有見到,我見到的只有輕松愉快和子善老師的滿臉得意。


    這種神奇哪里來?可以說是一種特有的敏銳,像他自述對張愛玲研究的介入那樣,1985年,在編輯知堂集外文時,他查閱《亦報》《大公報》等老報刊:


    我無意中見到了署名“梁京”的連載中篇《小艾》。當時我已讀過美國“張學”專家水晶先生的《論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一書,記得書中透露“梁京”是張愛玲的筆名,而且是唯一的筆名,張愛玲本人也已經承認。但《小艾》從不見“張學”研究者提起,夏志清先生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未提,水晶先生書中也未提。因此,我幾乎不需考證,就斷定這是張愛玲的佚文。欣喜之余,立即影印了寄給遠在香港擔任《明報月刊》助理主編的黃俊東先生。(《〈說不盡的張愛玲〉(增訂本)序》,《自畫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8月版)


    這段話很值得細讀。首先是作者輕輕地說“無意中見到”,天下哪有這等“無意”!如果說子善老師,僅僅發現了一篇《小艾》,我們可以說他撞大運,是“無意”。可是,看他2015年出版的兩大卷《張愛玲叢考》(海豚出版社2015年8月版),里面有多少張愛玲的文章是他“出土”的啊,此書涉及張愛玲集外文、筆名發掘和考證,部分作品版本考證,生平經歷和文學活動的考證,以及書信、繪畫作品的考證等,幾無虛言,都是實實在在的干貨,這些是“無意”能弄出來的?進一步說,如果子善老師,僅僅是做了張愛玲一個人的輯佚和研究工作,這么說也罷了,愛玲眷顧嘛。可是,翻開他的書,有多少作家的集外文在他的慧眼中得以重見天日,秘訣是什么,法寶在哪里?我沒有問子善老師,我想就是問了,他也許會像巴金關于寫作的回答一樣: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無技巧”,有什么?靠的恐怕還是硬功夫。子善老師的一篇短文,也是“無意”中泄露了他的職業秘密,他談到的是去徐家匯藏書樓查資料的事情。“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我參加了《魯迅全集》書信部分的注釋工作,到藏書樓查閱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報刊就成了我每周必做的功課。”“我每天早上八時半進藏書樓,埋頭苦讀、摘抄,到下午四時半走出藏書樓時,已是夕陽西下時分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精彩畫卷就這樣慢慢地在我眼前展開、鮮活。”(《生命里一段重要而美好的時光》,《梅川書舍札記》,岳麓書社2011年11月版)練就了這一身“硬功夫”,才有以后的談笑風生中一招命中的本領,這也是每一個在學問上有成就者的不二法門。


    再接著細讀。子善老師說,當時他已經讀過水晶的《論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一書,記得書中“梁京”是張愛玲的筆名。這個關鍵的細節透露出他涉獵之廣,而且得風氣之先。包括他的港臺文學的研究,也都是這樣。那是1985年,很多人的眼界都停留在什么地方,他居然會注意到水晶這本書,何況,當時恐怕他也沒有躋身“張學”之列的宏愿。這是一個學者的眼界、知識、素養,子善老師可謂眼界開闊,興趣廣泛。這一點他自己也不否認:“我訪書求知的范圍其實更廣更雜,諸如外國文學、古典音樂、藏書票藝術,甚至中外性學,等等,各類書刊我都注意收藏;各家學說,我也略有涉獵。”(《〈撈針集〉自序》)把子善老師寫過的作家,編一個人名索引,我想已經漲出了一部現代文學史——因為,我們文學史里不載的作家,他已發現了很多。可是,看他這段描述,我們看到的還不過是冰山一角,他沒有拿出來的貨多著呢。生活里的陳子善,也可以印證他的話,就舉玩微博、微信這個例子吧。往昔,連上網都不上的子善老師,在手機時代,很快把自己玩成了大V,興致勃勃地面對各種問題在發言,嬉笑怒罵,深情款款,繁瑣考證,樣樣都有,正能見出子善老師之興趣廣泛,興致盎然。手機里有一個大海洋,他正是以這種對知識的熱情遨游其中,以致開會、吃飯、過馬路都沉醉不已。


    一篇《小艾》或許不能說明問題,可是隨后的“處女作”“少作”發掘以及相關史料的鉤沉,連“祖師奶奶”都被震撼了,這就大成問題了。夏志清先生也“看不懂”了。他談到當年在《明報月刊》上讀到陳子善談《小艾》發現過程的文章:“憑我早在《明報月刊》上看到的幾篇文章,陳子善不是專研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嗎?怎么一下子他又變成了一個道地的張愛玲專家了呢?那幾年大家都想看到幾篇張愛玲的佚文,但誰又有陳子善的本領和福氣,能找到一篇從未出過單行本的中篇小說呢?”(夏志清:《〈說不盡的張愛玲〉序》,《自畫像》第204-205頁)這又讓我不能不說道作為學者的陳子善,其敏銳中包含著對于學術方向的認識和把持,用陳寅恪的說法,對學術的“預流”的判斷。陳子善向張愛玲研究的“轉向”,最終不是偶然的、無意的,而是有一種非常自覺的意識在其中的。他說:



    如果鐘叔河先生不委托我編訂周作人佚文,我就不會去查閱《亦報》,不可能發現《小艾》,也就可能與張愛玲無緣。其實,我當時的研究課題很多,郁達夫研究、周作人研究、梁實秋研究、臺靜農研究,我均有濃厚的興趣,對這些作家生平和創作史料的搜集整理也都初具規模。但我意識到張愛玲研究在大陸還剛剛起步,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特別是對張愛玲史料的搜集整理幾乎無人問津,這既是不正常的,也是與張愛玲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所不相稱的。我應該潛下心來,花上數載,致力于我所擅長的關于張愛玲生平史料和佚文的查考。我相信持之以恒,一定會有收獲的。(《〈說不盡的張愛玲〉(增訂本)序》)


    這里,“但我意識到……”后面的話很重要,重要的是陳子善看到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也意識到某種“不正常”,而他對張愛玲文學地位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判斷的,有了這些,再“潛下心來,花上數載”,“持之以恒”,才大有收獲。如果要考察一個學者是怎樣長成的,我想,子善老師的張愛玲研究可以窺一豹而知全斑。



    讀子善老師的書,與他同行在“探幽途中”,總有一種“發現的愉悅”。他的文章平實、簡短,卻總能在習焉不察之處給人以驚喜。按說,這樣的考證、輯佚、鉤沉的文章,常常會給人以枯燥之感,可是讀他的文字,我從未有這樣的感覺。恰恰相反,我會從一本書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聽取一段饒有興趣的故事,更能夠在感受歷史細節的同時若有所思。讀完了,還要有所行動:把家里的文集、全集、傳記拿出來,子善老師談到的相關處,做好標注、修正或補充,因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都有硬史料在的,也許是糾正了前人之說的謬誤,也許是補充了人們未曾注意的史料,對于研究者來講,這就是送寶來了。


    我的得寶之歡喜,常常被這種閱讀“帶到溝里去”:我忘了自己的目的,抓起他的某一本書,讀著讀著就放不下。這里有學識、眼光,還有趣味,正是這種趣味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這方面,他的代表性作品可推《簽名本叢考》(海豚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一書。這里是一個趣味主義者的集中展示,對書的迷戀,從裝幀細節到內容;對題簽的解讀,那些在歲月迷霧中的往事慢慢凸顯;對一種時代風氣的沉醉,歷史的追懷與現實的感懷;還有個人“生命的記憶”,從得書經過到與作者的交往,等等。這些讓那些可怕的“乾嘉之學”變得可親可愛,讓文學史變得可感可觸。


    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這樣的話:“對像我這樣的愛書人來說,收集簽名本,特別是前名家的簽名本,是人生一大樂趣。我所珍藏的簽名本中,有友人割愛惠贈的,有從拍賣會上好不容易爭得的,但絕大部分是跑舊書店,逛冷攤時于無意中得之的,所謂可遇而不可求,所謂有緣是也。”(《我買到了蕭友梅簽名本》,《海上書聲》,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他還說過:“書海像大海一樣浩瀚,我愛書,生活中不可一日無書,書海徜徉,每有發見和心得,輒喜不自勝。”(《〈撈針集〉自序》)我們則是在他的這種“喜不自勝”中分享了這種喜悅。對于故紙的迷戀,也研磨成為一種習慣和趣味:“十多年來,只要條件許可,我就會端坐在灰塵撲面的舊報刊堆中,翻動那些發黃發脆的紙頁。那個已離我們遠去的年代的人和事,又重新在我眼前出現、晃動,有時清晰,有時模糊,不斷引發我的遐想和沉思。這在我已養成一種習慣,或者更確切地說,已變成我的一種愛好了。”(《〈遺落的明珠〉跋》)當這些趣味滲透在文字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時候,形成了子善老師文章特有的風格。它不濫情,很節制,在這背后還有一個學者的文學史眼光。子善老師有一本書叫《這些人,這些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里面回憶了很多與他有過來往的前輩。這樣的文章,好寫也不好寫,說好寫,那些大名人們都有豐富的素材擱在那里,隨便拎幾條就行,特別是有過個人交往的,寫一篇友情流水賬也不難。不好寫在于,恰恰那么多人都寫過了,你憑什么再寫一篇?讀子善老師的這類文章,我發現他的“主體”思想從未缺位過,他寫這些人,不僅是友情的記錄,而且常常是發揮他自己的特長,披露一些史料,提供一些史實,都是有“料”之文。在此之外,對人物和著作的估定也是有尺度有標準的,他對他們的評價的話未必很多,卻讓我明白這本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在文學史視野下”不是無的放矢。很多愛書人也在寫書話,癡情相通,然而,較之子善老師這樣的文章,差距在哪里?也正是“在文學史視野下”。


    在“文學史視野下”,子善老師卻少作空洞的“大文章”,他抓的都是細節、側面、微觀的問題,以小見大,這與“趣味”或許正相對應。趣味,最怕的就是大而無當。由此說來,子善老師大約是當今學界中鳳毛麟角的趣味學派領袖了。這么說,我絲毫沒有貶低他所作工作的學術價值和意義,而是我認為它另有價值、更有意義。特別是在一片項目、工程的論文和專著的海洋中,這樣的“趣味”不恰恰是在一個濃煙滾滾的屋子里讓我們探出頭來呼吸的一口清新的口氣嗎?


    對當下的學風、文風,甚至是學術體制,陳子善多年前就曾有這樣的感慨:


    我長期在大學里討生活,但我從不申請“科研項目”(同事申請,列名以示支援,當不在此列)。這固然與史料學研究不受重視有關(如果我申報一個“張愛玲作品版本研究”,一定會被以為沒有“理論價值”也沒有“現實意義”而得不到批準),也與我的個人“偏見”分不開。我對填不完的申請表格、寫不完的課題申請深感厭煩。我始終弄不明白,為什么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非要根據所謂“課題指南”來獲得認可,“學術自由”何在呢?不是你的研究課題還“八字沒有一撇”嗎,為什么非要“論證”它會有所創新和有重大突破?為什么有了“科研項目”(說穿了無非有了若干千元或萬元科研經費),就好像學術水平也隨之“財大氣粗”起來,高人一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贊成一些有識之士提出的改革乃至取消這種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人文社科“科研項目”申報制度。不過,茲事體大,自有主其事的官方和學界高人從長計議,用不著我來瞎操心。(《〈發現的愉悅〉序》,《自畫像》)


    這段話,可以看作是他堅持學術趣味主義的宣言(他看重的是“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誰都知道,在當今,能夠堅持這些是要付出代價的,即使付出了代價是否能堅持下來,都是個問題。然而,平常嘻嘻哈哈的子善老師,在這一點上,不僅偏執,而且越偏越遠。他的幾十本著作中,我找不出幾篇像當今學報上發表的那種“論文”,即便是最像論文集的一本書《從魯迅到張愛玲:文學史內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我看到的也都是“考”“考略”“札記”“序”“識小錄”等,在當今“學術”大帽子下,這樣的文章實在不夠氣派、堂皇和壯觀。我想,以子善老師的智慧,裝裝樣子給自己的文章弄點框架、理論,整點兒“學術”外衣,也就是舉手之勞,可是他執拗地隨性地寫下去,這就有點意思了。他還有一本不大被人談起的書:《迪昔辰光格上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版)。

    

    雖然與他學術趣味一脈相承,鉤沉、考證和發現,將老上海豐富多彩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本有情的書, 是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的一份回報,是對這個城市文化的護衛更是一份道義。當然,這樣的文章,“學”不“學術”,似乎又成為一個問題。對此,他有清醒的認識和自我的價值判斷。他說:“這本小書里的文字,當然都沒申請過‘科研項目’,也不是正經的學術論文,大都不符合‘學術規范’,但我自信是有點學術的。最起碼,它們是我的研究心得。它們發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訂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壇史實,解決或部分解決了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懸案或疑案。說得學術一點,它們是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微觀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一些實例。書里雖然沒有多少理論上的闡發,但我對現當代文學史的思考已蘊含其中矣。我想,這就夠了。”(《〈發現的愉悅〉序》,《自畫像》)他也說過,不管外面的行情如何,“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要緊”,他甚至覺得,自己雖然在大學執教幾十年,“不大像‘學者’而更像‘文人’,文人氣頗重,是好是壞,自己也沒弄明白”(《〈看張及其他〉楔子》,《自畫像》)。我真要為這種“文人氣”重的學者而歡呼,人文學科,本來就關乎心,關乎情,失去這樣的生命溫度,它的價值又何在?“學術”難道就是莊嚴地制造標準流程下的玩偶?如此看來,趣味派陳子善不僅不應視為當今學術體制下的另類,而且對于改變學術風氣、生態別有意義。我們也必須給子善老師戴上一頂大帽子才與他幾十年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學術活動價值和意義相稱。


    我看到的不是戴著大帽子的子善老師,而是文章寫得越來越自如越隨興的陳子善。2012年3月起,他在《文匯報》上開設“不日記”專欄,以日記體的外形,“在短短八九百字極為有限的篇幅里,探討一個文學史小問題,考證一件文壇遺事,發掘一篇作家集外文,評價一本舊籍或新書”(《〈不日記二集〉題記》),揮灑自如又信息豐富,敘事、議論、考證、分析融入一爐,這是子善老師的趣味主義在文體上的重大探索。它讓我看到唐弢書話、黃裳題跋的影跡,又看到了陳子善的性情,乃至這個時代清雅文人的趣味。這組文章結集成書的有三集(山東畫報出版社,分別于2013年7月、2015年5月、2017年3月出版),還正在繼續刊出,它遠遠偏離了高頭講章的基本“學術”方向,而充滿陳子善式的道路自信。雖然篇幅短小,但是每每讀來都讓我歡欣鼓舞,心有所得。子善老師說:“我喜歡跟人聊天,特別是跟有共同興趣的文化界朋友聊天,在咖啡館、紅茶坊或沒有震耳欲聾音樂的酒吧聊天。即使給研究生上課,也喜歡采取漫談式的,交流式的,一杯濃茶在手,無拘無束地聊上兩三個小時,勝似正兒八經的照本宣科。這樣的聊天,往往會更容易碰撞,迸發出思想的火花,我的許多寫作和編選課題就是在這樣的聊天中不期而至的。”(《與陶杰兄聊天》,《海上書聲》)讀子善老師的“不日記”,正有這種聊天的感覺,仿佛一見面,聽著他高聲在問:“老周,最近有什么信息?”不等我回答,他迫不及待地說上了:“我最近……”


    人稱“大俠”的胡洪俠,有一次“胡言”:一個活動中有陳子善和某某人在,這個會就沒法安生開下去。為什么呢?子善老師好插嘴,辯駁,抬杠,自然都是充滿著考據精神的,常常讓主持人啞口無言,而讓吃瓜的群眾們哈哈大笑。在那樣的莊嚴中,陳子善教授的不莊嚴讓很多莊嚴沒法兒莊嚴下去。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品性,不經意中就給紙糊的高大上的燈籠捅了一個大窟窿,使之真相畢現。然而,每一個活動似乎都少不了子善老師,我在籌備一些活動時,大家在商量邀請人選,還沒有等我出口,就聽到很多人在說:陳子善,陳子善,請陳子善。子善老師也是老少通吃,萬人敬仰啊。我曾經看過一文,神秘地寫道:“今天中午,我有莫大的榮幸,陪子善老師去逛了琉璃廠……”這口氣,猶如陪皇上下江南一般。這也點化了我,趕緊吹噓:“我還曾跟子善老師同居一室呢!”——不全是“吹噓”,同去開會時,就有此榮幸了——想不到,話一出口,便揩來眾多敬仰的目光,紛紛問我:“你也認識陳子善?”讓我好不得意。


    魯迅說郁達夫身上沒有“創造氣”,我想子善老師沒有“大人物臉”,沒有“史料氣”。前者,每一個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感覺到,尤其是像我這樣的晚輩,他不但平等對待,而且也常常縱容,使大家抓鼻子上臉,時常與他沒大沒小地開著玩笑。在學術上,工作中,有困難有問題,請子善老師出山解決,他幾乎都是有求必應,讓人感受到一種特有的熱情。至于“史料氣”怎么說呢?或許是我的一種偏見,但是,的確也是我親眼所見,某些做史料的人有一種脾性,總覺得自己得了倚天劍屠龍刀,或者《九陰真經》什么的,是天下秘珍,是誰也見不到的,洋洋得意,溢于言表。這種喜悅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由此形成的某種“唯有老子有,天下都不知”的心態,著實令人厭煩。體現在文章中,或故弄玄虛,米粒大的材料都能被整個大象屎一樣龐大;或自立頂峰,教導別人:這樣的東西你們都不知道;或教師爺面相,給別人的文章補一點材料,都是盛氣凌人的。這樣的人縱有小才,也掩不住格局之小、德性之薄。然而,子善老師出了那么多的書,寫了這么多的文章,你去翻一翻看,有哪一篇是這樣的?他揚人之善,也指人之短,但口氣、態度卻大不一樣。


    比如他對《周作人年譜》“成就與不足”的評價,實實在在,以理服人。他充分肯定該書的成就:周作人鮮為人知的生平資料也不斷地被查考證實,這些在增訂本中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反映。對初版本的一些疏漏、不妥和錯訛,增訂本也盡可能作了訂正。特別是對于譜主作品的“全篇”、譜主的“全人”及其所處的社會狀態,增訂本力求更為客觀、全面地予以展示。因此,比之初版本,增訂本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無疑是大大提高了一步。與此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然而,周作人的文學創作極為豐富,周作人的文壇交游也極為廣泛。所以,盡管編著者作了‘極大努力’,增訂本還是存在若干不足……”他從周作人一些作品的最初出處失錄、初版本個別錯誤未能糾正、散佚作品未能著錄等方面來說不足,且以多個實例補訂。最后,又非常理解地說道:“百密難免一疏,何況是為周作人這樣有六十多年漫長而又復雜的寫作生涯的作家編纂年譜?雖然存在上述這些錯失,增訂本的研究參考價值還是不容置疑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周作人年譜》增訂本能再作修訂,使之成為更完備翔實的研究周作人的工具書。”(《成就與不足——〈周作人年譜〉增訂本略評》,《雙子星座——管窺魯迅與周作人》,中華書局2015年5月版)論爭不必潑婦罵街,糾謬完全可以心平氣和,這種與人為善地討論學問,相信每一個與之討論者,不僅大大受益,而且有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對人物的評騭也是這樣,子善老師都能設身處地地從歷史情境出發,給予理解而不是苛求。他談魯迅研究者張向天:“他思想進步赤誠愛國,熱烈擁護新中國,但由于身處海外,難以看清國內六七十年代復雜動蕩的政治形勢,有時也就免不了受騙上當,他在‘文革’后期寫過二篇吹捧‘石一歌’的文章,即為一例。所以‘四人幫’倒臺后,一時難免為人們所誤解,以至他晚年心情悒郁,在給我的信中也有所流露。但我認為這是不能苛求張先生的,充其量不過是白璧微瑕。這點失誤,與他的成就相比,畢竟是次要又次要的。”(《憶張向天先生》,《這些人,這些書》)他談到自己與戈革誤會,既坦誠述其緣由,又能客觀評價得失,且從戈革先生的內心感受出發,換位思考來理解這位寂寞的學人。他說:“戈革先生是名符其實的學貫中西,博通古今,而且才藝兼備,像他這樣優游于‘兩種文化’之間,有主見有個性有情趣的知識分子,當今之世,已經是鳳毛麟角了!雖然他一直被別人誤解,也難免誤解別人,但他的學術文化成就和耿直為人是不應被我們遺忘,值得我們深深紀念的。也許到了圣潔的天國,戈革先生會諒解沈兄的過失,但愿他們兩位‘相逢一笑泯恩仇’。”(《向來喜怒形于色,只為吾心太不平——紀念戈革先生》,《這些人,這些書》)


    所有這些,我認為都體現了一個學者的心態、氣度和格局。毫無疑問,子善老師一直持有非常開放的心態,這從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格局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做《魯迅全集》的注釋走上文學研究的道路的,由魯迅出發,他居然走向魯迅的“對手”新月諸子的研究,由此又不由得關注那些身居海外的作家,繼之又擴散到對港臺作家的關注。這些能夠讓我們看到子善老師的包容性、開放性,平和、寬容和大氣的心態。在他的論斷中,也能夠看出,他很少做那種非黑即白的“唯一性”的評判,而處處以兼容并包的姿態容納不同的觀點、不同的選擇。這么說,不等于說,子善老師沒有觀點、喜好,恰恰相反,他的態度也很鮮明,只不過,他并不以自己的觀點一律天下的觀點而已。他為陸小曼抱不評就是那么赤裸裸:“《人間四月天》揚張(徐志摩第一任妻子張幼儀)捧林(林徽因)抑陸(陸小曼),雖然極盡煽情之能事,實在毫無道理。在我看來,張幼儀虛偽,林徽因矯情,只有陸小曼最真誠。”“也許是偏見,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選擇,筆者是寧取陸小曼而棄張幼儀和林徽因的。”(《被誤解的陸小曼》,《素描》,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個學者,不僅對學術發言,還要對流俗直言,近年來,保守主義回潮,對于很多“五四”時代的價值觀念在“反思”的帆布下,有著不容諱言的倒退,子善老師在“三者之中”的選擇很明確地彰顯了他的價值取向,也彰顯了學術研究的道義性。


    談到道義性,或許有些太一本正經了,似乎與子善老師會場中嘻嘻哈哈的形象對不上號兒,然而,他的學術選擇難道不也有很嚴重的道義性在其中嗎?我們可以看一看,他曾談及自己學術研究重點:


    本書中論及的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梁實秋、孫大雨、戴望舒、錢鍾書、張愛玲等各位,都是我喜愛的作家,他們多姿多彩而又備受爭議的文學歷程深深吸引了我。而在現代文學史上他們也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很難設想,沒有這些熠熠閃光的名字,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將會是什么樣子。然而,長期以來,他們在中國大陸的“遭遇”實在令人扼腕,不是被視為異端,就是被打入另冊。經過這幾年步履艱難的“重寫文學史”,他們的成就已經逐漸為人們所承認,所推崇,這是一個進步。遺憾的是,關于他們創作生涯的史料還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他們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和重要的文學活動仍被埋沒,這就大大妨礙了更為準確、全面地認識這些作家。有鑒于此,我在查閱原始報刊時對這些作家給予較多的注意,收獲也較為豐碩,也就理所當然了。


    我所從事的這項自以為很有意義的工作,曾被錢鍾書先生戲稱為“發掘文墓和揭開文幕”(《寫在人生邊上》重印本頁一),其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遺落的明珠〉跋》,《自畫像》)


    剝去了歷史的背景,我們經常倒因為果,以為子善老師研究的作家都是大紅大紫的,不,這話應該倒過來說:經他的“發現”和研究,很多作家才大紅大紫的。或者說,在作家的發光路上,也有陳子善加上的一把柴禾,子善老師是他們的隔代知音啊。他研究的那些人,曾因各種原因被冷落、被遺忘、被拋棄,而他在努力把他們喚回來,還原他們的本來面目,把歷史的真相呈現給我們,這些對于重新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格局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和價值。


    姜德明先生曾經這樣寫過子善老師:“陳君為人熱情,出口聲如洪鐘,有時北上開會或訪書,必然抽暇到寒舍小坐。我平時的嗓門兒也不低,陳君到,彼此大鳴大放,了無禁忌。每次送走陳君后,妻子必然給以嘉獎:‘好么!這聲震屋瓦的男高音比賽總算收場了。’”(姜德明:《〈撈針集〉序》)子善老師不僅有嗓門,還有大肚量、大氣度、大格局。盡管他自稱寫的是“四不像”的小文章,但是他的研究對象之一、周作人一輩子寫的不就是“小文章”嗎?有幾個人敢站出來跟知堂先生比大?這樣的文章信手拈來,一本接一本,子善老師也同樣令我敬佩。今年春節,為了寫此文,他的書攤滿了我家的書房和客廳,蔚為壯觀。我太太適時發表婦人之見,說什么:到處都是書,又把家里弄得那么亂。我立即斥之曰:這算什么“到處”,子善老師家才到處都是書呢,記得連通往臥室的過道里都堆滿了。——我打算找個時間,帶她去子善老師家接受一下現場教育,也是在子善老師的著作之外,我們來一次與現實結合的再教育。

本文原刊于《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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