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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時安:徐中玉“為他”的人生更有意義

2019年06月25日10:26 來源:新民晚報 關聯作家:徐中玉 點擊:


   “先生我來看你了!”我貼著先生的耳朵對他說。下午三點,輪椅在病房的門口。窗外烈日炎炎。光線透過窗,穿過病房照了過來,氣色很好。柔和的臉上泛著淡淡的紅光。105歲的先生坐在病房門口的輪椅里,看到我,喉嚨里發出“歐歐”的聲音,幾次抬起手來,朝著病房的窗邊指指。窗下有椅子。我知道先生是示意我去坐。


  先生極重禮儀,2016年我和同學一起去拜年,他還不顧我們再三阻攔,堅持在阿姨的攙扶下,一直把我們送到走廊門口。從1983年開始,先生總是送客到樓梯口,幾十年從未變過。那時,我心里知道,這樣的情景可能不會很多了,下樓梯時很留戀地回頭望了望。


  我的老師徐中玉先生是去年1月11日因肺炎住院的,他的身體就像他的人格一樣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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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三十五年的約會


  先生一直堅持去長風公園,直到2017年的下半年。近兩年,我每隔一兩個月會去探望先生,在他耳邊和他說說話。有一天下午,電視里正在放電視劇《劉伯承》。我指著屏幕,先生盯著右下角的小字辨識了一會兒,喃喃吐出了兩個字“劉伯”。每次去看他,監視儀顯示的心律曲線、氧飽和度幾乎和年輕人一樣。最近一次去看他,他正在熟睡,臉色紅潤,呼吸均勻。阿姨說,他兒子回美國告別父親,先生連連回應。新年后,燒退了,痰也少了。先生出生在1915年。生日是陰歷初二。已經進入第105個歲月的輪回了。


  我1982年從大學畢業,其后每年去給先生拜年。有時風雪交加,有時陽光和煦,有時地凍三尺,有時卻也春意料峭,三十五年未曾間斷一次。每次去先生總是安詳地坐在一把藤條也磨斷了,綁著淺黃塑料帶條的老式藤椅里,面前的寫字桌油漆剝落已經露出了木頭原色,一摞報紙,一把剪刀,堆得滿滿當當的書籍。先生不喜歡玩,幾乎沒有什么娛樂活動。三十五年,我們生活的世界發生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情,先生就像一塊大河中的巨石,靜靜地坐著,做著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做的事,無怨無悔。先生是那種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憂國憂民,又嫉惡如仇態度鮮明的讀書人。在先生的身邊,總可以感到陽光和力量。每年春節,從先生的書房出來,我就像加足了油。先生近年記憶嚴重衰退。我是他還記得的少數人中的一個。


  2014年12月,我和上海電視臺去探望先生。為了讓先生高興,我特地買了一個絨毛的玩具蒙奇奇。白色的身體,呆萌的表情,還散發著甜甜的香味。營業員一聽是送百歲老人,高高興興地包裝起來。我交到先生手里,先生像個大孩子,樂呵呵地看了又看,還拿起來聞。然后興致勃勃地看著電視攝像機,問我要做什么。我在他耳邊說,你對著它向全上海人問好。先生很高興,大聲說了一句,大家新年好!先生背后是我請鄭辛遙畫的漫畫老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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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志業充實生命


  先生并非世家子弟。父親靠行醫為生,母親是不識字的農家婦女,家境并不寬裕。兩個姐姐讀完初小后,便輟學打工,維持家用。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孩,先生在教育上得到父母全力的培養。在讀書時有兩個先賢深刻影響了他。一個是古人閻典史,一個是今人陳先生。


  閻應元是明末清初的江陰縣典史。閻典史面對清軍24萬鐵騎,200余門重炮,曾率六萬義民困守孤城81天,使清軍連折三王十八將,死七萬五千人。城破之日,義民無一降者,僅老幼53口幸存。閻應元被俘后決不向清廷貝勒下跪,被刺穿脛骨,英勇就義。被家鄉人民贊為“天地正氣”“古今完人”。“陳先生”是先生高小一年級的語文老師,名叫陳唯吾,二十多歲。是中共地下黨江陰縣委書記。他教書活潑生動,態度也親切熱情,后在領導工人運動中英勇犧牲。“閻典史”的民族氣節和“陳先生”的英雄壯舉,奠定了先生人格的基石。我追隨先生近四十年,時不時能在先生的言談舉止中看到他童年的精神烙印。


  中央大學三年級時,先生從學于葉石蓀先生。葉先生游學歐美,主講文藝心理學,卻反復強調,古代文論是一個寶庫。那些著名文藝家們的甘苦之言尤其可貴。在葉先生的指點下,先生最后把一生的志業鎖定在中國古代文論上。大學畢業,先生放棄高薪工作,考進了當時地處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指導老師是馮沅君、陸侃如教授夫婦。先生身處荒山斗室,兩年攻讀了宋代的大量詩論。孜孜兀兀,完成了30萬字的畢業論文《兩宋詩論研究》。身在家國危亡之際,1941年先生整理、出版了他第一本學術著作《抗戰中的文學》。系統地回答了抗日戰爭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文學作品對抗戰的作用、怎樣加強文學的抗戰等重大問題,提出了當時文學面臨的重大任務。先生1952年任教華東師大中文系,他的學術和當時的新中國一樣,迎來了生機勃勃的春天。


  1958年后,先生歷經坎坷曲折,甚至被趕出中文系。但先生窮且益堅,不墮青云之志。他以太史公發憤著書自勉,二十年間掃地除草之余,新讀古籍七百多種,積累卡片數以萬計,近一千萬字。多少年后,作為先生的弟子,我看見那一箱箱發黃帶著霉點的卡片,懂得了一個人在逆境中該如何處世、行事,如何以志業充實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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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大樹蔭庇后人


  1976年后,先生復出,以古稀之年出任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百廢待興中,他提出“古為今用”,讓古代文論推動中國化文藝理論體系的建構。先生有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早在1980年春,先生即已意識到一個大時代已到來,認識到國學在建設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宏觀框架中的價值。針對當時這方面的人才奇缺,先生倡導、舉辦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師訓班。延請了郭紹虞、程應繆、錢仲聯、施蟄存、程千帆、朱東潤、舒蕪、王文生、吳組湘、許杰、錢谷融……二十余位名重一時的名家大師,從四面八方來到麗娃河畔的文史樓,把各自在古代文論研究中最有心得的精粹,集中傳授給全國各地近40名學員授課,盛況空前。這些學生日后都成了全國各高校的教學科研骨干。


  作為一生的文化理想,先生親自主編《大學語文》,并且不斷充實、調整、更新。近三十年來,《大學語文》出版總數三千多萬冊,惠及了中國新時期以來的幾代莘莘學子。作為教育家,先生提倡學術民主,惜才愛才用才。前輩、同輩、晚輩,包括特殊時期傷害批評過自己的教師,他都一視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盡其才。教學上,先生大膽創新,敢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國高校中最早試驗學分制、免修制、選修制。特別是通過自愿考試選拔本科生,給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養。不拘一格鼓勵學生在自由競爭中脫穎而出,大膽成才。甚至有文學才華的學生可以發表、出版的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替代作業和考試成績。


  先生桃李滿天下,培養的研究生南帆、周錫山、祁志祥、謝柏梁、譚帆、田兆元……都已卓然成家。我自己也是先生辦學思想的受益者。我出身寒門,也與先生非親非故。先生有教無類,完全不以門第取人。先是經過考試免修了文學概論課,大二又成為先生定向培養的古代文論弟子,參加了1980年3月開班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師訓班,后來又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四卷本中唯一的本科畢業生的分冊主編。臨畢業,先生題嚴羽《滄浪詩話》“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左上圖),勉勵我走正道,高要求。我畢業分配到一家科研單位,那家單位百般刁難,拒絕接收。先生又親自為我,先后給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教授,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總編寫推薦信。其間先生為我承擔了極大的責任,但幾十年來,他從未在我面前提過他為我做的事。我也將那些極為曲折的故事埋在心里。先生像一棵大樹,為我擋住了風風雨雨。人為什么活,應該怎樣活;人性善還是性惡,利己還是利他,是古往今來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命題。各人有各人的思考、選擇,先生選擇了“為他”的人生。對于他來說,這更有意義。我沒什么能耐,一輩子磕磕碰碰走到今天,能為社會服務,愿意為年輕人做事,大體是受了先生人格的深刻影響。


  2014年,我應邀為上海文學藝術大獎起草頒獎詞,我為先生寫道: 一百年追隨祖國追隨時代追隨人民,不離不棄。他敢于擔當,勇于直言,深具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和家國情懷。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聞達,潛心中國古代文論的積累研究,經世致用,融匯古今,特別重視古代創作經驗的當代總結,著作等身。始終堅持高度的文化自信,為推進當代文藝理論體系建設竭盡全力。


  先生一生漫步在大學校園內,埋頭于經典和書齋。教學、工作之余,他永遠端坐在書桌前,一杯茶、一張報、一卷書、一把剪刀、一摞稿紙,時代、學問,多少家國之事,像漫天流云,從他眼前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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